【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是实现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县域产业在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中，呈现出外部精益型、内源传承型、内源标准型与外部新兴型等差异化形态。这一分类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超越同质化的资源供给逻辑，聚焦支持县域产业结构优化、服务地方性知识传承以及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任务。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复合技能与整体行动能力培养、职业继续教育、标准技能与短期培训、知识应用与问题解决等多元进路设计，嵌入县域产业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过程，支持县域产业质量的有效提升。在实施层面上，需构建动态调适的政策供给体系，强化县域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引导职业院校围绕课程、教学与师资等核心要素开展在地化重构，系统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支撑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地方性知识；县域产业；资源下沉
【引用格式】孙晓楠，和震.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何以支撑县域产业？——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8）：23-33.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引导优质高职资源下沉市县，强化职业教育对县域产业发展，特别是新职业、紧缺岗位的支撑作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核心任务在于服务并引领县域产业，从而为县域整体发展注入关键动能。
县域产业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柱，以占全国52%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40%的经济总量，百强县更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和7%的人口创造了约10%的GDP，这已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但受限于县域能级不足、公共设施配套不全、产业吸附人才能力弱等因素限制，多数县域的产业发展普遍面临结构性困境。县域产业人才供给主要依靠大中城市高校毕业生回流,但存在回流规模有限、稳定性不足、专业与产业需求错位等问题，且多数流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难以满足县域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因产而生、因产而兴，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培养立足服务县域的产业人才，正成为破解县域产业困境、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资源下沉的关键执行者，如何有效支撑县域产业发展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着眼于院校内外部环境的协同与制约，从制度、资源、能力及文化等多重维度展开。
在外部环境层面：一是关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与县域产业生态的适配。以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为战略导向，针对县域产业链条短、企业分布散、生存压力大等特点，构建能够动态响应本地需求的服务网络。二是重视优化县域承接资源的治理体系。指出需强化县域层面的跨部门统筹与事权财权匹配能力，避免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后因配套不足与运营乏力而被边缘化。三是增强县域社会的职业教育认同与转变文化观念。通过宣传和制度建设，改变因长期城乡职业教育资源不均衡及“离乡优于在地”的就业观念所导致的县域职业教育功能认同困境，从而激活县域内的有效需求。
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能力建设层面：一是关注高等职业院校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路径。探讨如何通过制度性统筹，疏解当前优质资源“城市中心—县域边缘”的集聚结构，以及县域承接点状分散、辐射影响县域产业弱的问题。二是关注增强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与服务能力。提升“双师型”教师的县域产业认知与实践素养，推动课程教学从服务城市产业向对接县域需求转型，提升通用技术的在地转化与服务能力，促使下沉资源持续影响县域。
现有研究以高职教育供给与县域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对接出发，从政策制度、环境资源与组织能力等维度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支撑县域产业的策略，但仍多将县域视为被动、均质的政策接收空间，未能深入回应县域产业的差异性发展需求。
本研究引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系统分析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与县域产业的适配模式，揭示为什么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需要关注地方性知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的具体路径模式，以及构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县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二、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的理论框架
（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的嵌入背景：县域产业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
地方性知识是特定地域人群在长期与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的互动中生成、传承、调适的认知与实践体系。与普适性知识相对，地方性知识大致分为本地生态环境的自然知识、推动生产实践的技术性知识和塑造地方身份认同的文化与社会规范知识，其中，自然知识表现为对本地区自然条件的系统认知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协调共生等内容；技术性知识体现为嵌入农业、手工业等领域中难以文本化的工艺诀窍、生产工序方法以及通过“做中学”的传承机制；文化与社会规范知识，借助区域的语言、叙事和节庆等载体塑造维系地方认同。
地方性知识并非静态、封闭的传统经验体系，而是一种在开放、动态的社会互动中持续演进的复合知识系统。其生命力源于地方共同体在维系自身文化内核的同时，不断吸收、融合外部多元知识，从而实现知识体系的丰富、调适与迭代升级。这一演进过程有机整合了可编码的显性知识与高度情境依赖的默会知识，并依托地理邻近、文化同源与制度适配的共同作用，在特定地域内构建起基于深度信任与高效协作的社会网络。地方产业主体正是通过嵌入并运用这一网络，实现内外知识的持续交换与协同学习，进而形成根植于地方情境、难以被外部轻易复制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县域产业的形成依赖于地方性知识的内生塑造，并在持续发展中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场域。县域产业是在县级行政区划内集聚、具有内在关联且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作用的产业活动体系，形成与发展受社会结构、经济逻辑、伦理观念和认知模式的多重影响。
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构成了县域产业发展的在地化认知基础，影响着县域的产业选择、组织形态与知识传递路径。县域产业主体基于对本地自然资源、文化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等的理解，在持续互动和模仿中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类型及组织形态，构建信任关系网络，获取专业信息，实现县域内交易成本降低、产业规模扩大和企业间高效合作。同时，地方性知识为县域产业发展供给了独特的认知框架与技能要素，县域企业得以将这些情境化的技能诀窍资源转化为难以复制、具有市场稀缺性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县域产业发展的实践、集聚与升级所形成的新产业知识，为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积累与现代化创造提供了条件。一是县域产业的生产发展不断纳入有效的外部知识，并通过“做中学”的组织内学习机制催生新技能、新工序与新组织惯例等产业知识，形成对既有地方性知识的更新扩充；二是县域产业的地理集聚和规模发展促进了企业间的高频互动与模仿学习，加速了产业知识中的隐性部分在县域内的扩散传播，丰富了县域产业的地方性知识内容；三是与县域产业发展伴随形成的行业组织、地理标志、地方标准等组织与制度安排将原本分散、默会的地方性知识予以编码固化，与新的产业知识共同成为可共享、可传承的公共知识资产，为县域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在外部环境与市场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县域逐步筛选、强化并固化与地方性知识体系适配的产业形态结构和发展路径，形成根植于地方的特色产业格局，为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下沉提供指引（图1）。基于产业知识的地方依存度与主要表征形态差异，县域产业形成了四种类型。
一是“外部—精益型”产业，如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等。其产业知识体系特征为地方嵌入性弱和默会知识占比高，产业发展依赖跨区域知识输入，从业者需掌握高度专业化的隐性知识与诀窍，但区位选择、供应链配套等方面依然与县域地方性知识具有较强关联。
二是“内源—传承型”产业，如特色手工业、地方民俗产业、传统农业。该类产业的知识体系地方嵌入性强且默会性高，深度根植于本地自然与文化生态，主要通过共同体内部的代际实践进行传承。
三是“内源—标准型”产业，如福特制等为代表的标准化规模产业、立足县域内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代服务业及各类零工业态。其生产流程与服务规范具有高可编码性，但产业必须结合本地文化习惯、消费心理、人群特征、品牌认同、乡镇治理规则等地方性知识才能得以有效运营。
四是“外部—新兴型”产业，如各类网络数字产业与数字衍生服务业态。该类产业的主要知识具有高可编码性、快速更新性，易于跨区域复制且地方嵌入性弱，整体发展与县域禀赋联系性弱。
面对复杂的县域产业谱系，高等职业教育具有良好的适配潜力。在产教融合的深度上展现出相较于中等职业教育显著的适配优势。尽管“一县一中职”的布局为县域职教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受限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覆盖广度、技术掌握深度以及产业响应速度，导致县域产教互动多停留于签署合作协议、订单培养等认知嵌入或浅层利益嵌入，全谱系的县域产业升级需求难以得到支撑。
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下沉可以通过构建完善的专业集群、搭建多元实体平台和设计灵活的教育项目等方式，系统延伸中职教育的技能培养基础，为县域产业规模化培养具备技术复合能力与创新素养的高技能人才，实现县域产教融合向组织嵌入、文化嵌入的更深层次发展提供契机和支持。
（二）高等职业教育下沉支撑县域产业的核心任务
县域产业在发展基础、资源条件与知识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内生差异，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并非教育资源的空间迁移或城市办学模式的机械复制，而应被视为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核心任务集中在直接服务县域产业发展，推动地方性知识传承丰富与转化，规模化培养高素质县域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
在此过程中，高等职业院校依托社会网络逐步发展为县域的产业知识集聚节点、文化创新载体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心，支撑起以县域产业为发展引擎、以本土知识体系与在地化人才为核心驱动力的县域现代化发展模式（图2）。
破解县域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实现适配性升级与特色化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的主要任务和突破口。县域产业的发展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吸纳就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型消费、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展现出持续增长潜力。
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关注与县域产业的精准对接支持。依据县域产业发展的需求特征，高等职业教育应发挥技术转化与应用创新的优势，以立地式服务支持县域企业开展工艺优化、数字化转型与质量升级。在此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发挥着外部先进知识与本地产业情境之间的“转译整合”功能，不断化解知识与技术转移县域的“悬浮”与“错配”困境，支持传统产业价值链攀升，加速新兴产业的本土化适应与技术迭代，培育县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下沉致力于强化县域产业的独特竞争优势，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面对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速度加快以及县域产业发展动力多元、路径多样等非线性发展特征，高等职业教育需提升技能供给的时效性与前瞻性，通过推动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图谱深度耦合，促进地方资源、教育要素与创新动能互通互融，满足和支撑内源传承型、外源新兴型等县域产业发展诉求。同时，高等职业院校可发挥产业智库与协同创新平台功能，为县域提供资源整合、品牌塑造、配套体系完善等支持，以形成具有显著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从而在区域经济分工中获取比较优势。
高等职业教育为地方性知识的系统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关键制度载体，为激活县域独特的知识资产价值提供契机。长期以来，大量具有产业价值的地方性知识以分散、隐性的形态存在于县域专家、工匠及特定实践社群中，其传播依赖于师徒制或个人经验，难以满足现代化的县域产业对知识可持续大规模传承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借助资源下沉为地方性知识适配县域产业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其一，高等职业院校通过对接企业与工匠形成的县域社会网络，将分散于地方工匠、企业中的技艺与经验转化为课程、教材等职业教育资源，增强地方性知识传承的系统性与韧性。
其二，高等职业院校具有技术创新集成与外部知识网络连接优势，推动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技术、市场标准的对话融合，催生新产品、新工艺与新服务，从而在动态交互中实现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演进与价值提升。
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服务县域产业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能够系统培养扎根服务县域、随县域产业共同成长的技术技能人才。多年来，在城市虹吸效应影响下，县域人力资本外流加剧，常住人口回流量持续减少，产业发展普遍面临人才制约。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应秉持职业教育公共产品属性，通过统筹县域内外资源，为技术技能人才这一县域经济转型核心主体的在地化成长奠定基础。
其一，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源下沉需锚定县域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缺口，通过宽视野选才、高起点培养、多渠道育才和全方位用才的培养路径，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在县域空间内稳定留存，保障其知识结构、技能体系与发展规划能够与地方产业生态、社会文脉深度嵌合。具体而言，应注重面向县域重点群体提供定向化、在地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确保人才培养源于地方、扎根地方；推动培养内容与县域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实现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高度适配；强化教学过程的场景嵌入，将实习实训深度融入本地生产现场与乡土实践，增强人才服务本土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归属。
其二，高等职业教育下沉县域应着力涵盖技能、学历、终身发展等多维成长通道，满足县域人才就业有出路、发展有空间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可通过资源下沉打通中职、高职与职业本科的发展通道，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的学历晋升路径，破解其长期面临的职业发展瓶颈；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依托下沉资源构建的各类平台应定位于服务县域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载体，通过提供继续教育课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为在岗职工、新型农民、返乡创业者等各类群体提供贯穿职业生涯的支持，使其技能得以持续适配县域产业需求。
三、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的模式路径
在我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高等职业教育需摆脱同质化发展惯性，着力构建与地方产业结构动态匹配的育人体系与资源供给模式，形成差异化、适配性的服务能力。这要求资源下沉过程应以县域产业的知识形态与结构特征为依据，系统规划从标准化技能的规模培养到本土化技艺的深度传承、从前沿技术应用到职业能力持续更新的多元教育形态，从而突破“千校一面”的困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范式，推动县域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
（一）“外部—精益型”产业的复合技能与整体行动能力培养模式
外部精益型县域产业以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代表。该类产业通常集聚于产业基础扎实、经济总量较大的县域，通过主动承接发达地区技术及资源转移，持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方向升级。其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前沿技术知识的输入、吸收与本地化转化，体现出较强的技术外源性与创新开放性。此类产业的岗位能力呈现明显的知识高默会性、技能高复杂性与实践强情境依赖性等特征。从业者不仅需掌握精密的专业技能与操作工艺，更须具备工程判断、系统协调以及持续学习等综合职业素养。因此，相关人才往往需要较高的理论积淀与长期实践积累，其能力形成过程深度融合了显性技术知识与隐性经验诀窍。
面向“外部—精益型”产业集聚的县域，高等职业教育需构建长周期、贯通式、工学深度融合的复合技能与整体行动能力培养模式。该模式旨在系统塑造学生以数字素养为内核、以多岗位技术能力为支撑，并能够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完成从情境感知、问题诊断到方案设计与执行的整体职业行动能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昆山市设立的精密制造学院即为典型实践，其以培养服务县域高端制造业的现场工程师为目标，反映了该模式的落地实践样态）。
在模式的体系设计上，应推动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纵向贯通培养，形成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累积效应。在县域中职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对口贯通升学的合作；中职薄弱县域，则可依托设立实体化县域产业学院或独立分校区，协同县域中职共同开展育人工作。培养过程遵循分层递进逻辑，中职阶段侧重基础操作与规范养成；高职阶段深化工艺理解、质量控制及技术支持能力；职教本科阶段强化技术系统管理、创新设计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系统提升人才技能层次与理论深度，缩短从新手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周期。
同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企业深度参与、中高职院校协同支撑的实体化产教融合组织，作为县域高技能人才培养与技术服务的核心载体。这类组织全面落实“任务—行动”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范式：一方面，聚焦先进实训设备投入、复合型师资团队建设、任务导向的课程开发及行动导向教学的实施，形成“产业规划—人才储备—教育响应”联动的先导性育人优势；另一方面，该类组织服务于县域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龙头企业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实训应用”的全链条，并能迅速将具有教育价值的产业真实问题与先进技术转化为教育内容，支撑县域中的“外部—精益型”产业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同频。
（二）“内源—传承型”产业的职业继续教育模式
面向以特色手工业、非遗技艺、地方农艺等为代表的“内源—传承型”县域产业，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需构建以职业继续教育为核心的系统支持机制。此类产业通常具有产业链条相对简单、根植于特定地域农业资源与文化禀赋的特点，其发展往往依托“地理标志+全产业链”模式，关注将分散的经营主体融入大产业、走进大市场，推动产业体系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社会化建设。产业技艺体系高度依赖地方共同体的代际传递与经验积累，呈现鲜明的地方嵌入、默会性的知识特征。因此，相关人才发展需依托贯穿职业生涯的持续性学习与实践，实现技艺系统传承、工艺创新与产业价值提升。
高等职业院校对接该类产业发展需求的资源下沉应依托职业继续教育模式，以项目化、灵活化的方式推进。该模式强调高等职业院校与县域中职形成协同合作，通过设立非遗工作坊、工艺研习班、田间学院等灵活项目平台，并辅以在职培训、技能等级认证等多元形式，在保持地方技艺本真性的同时，提升地方性知识和技艺的传承活力与产业竞争力，为该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化教育支持。
该模式的成功实践案例，如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在东阳市建立的木雕红木家居产业学院、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紫砂壶“非遗研培计划”等，其核心在于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的技艺传承与创新机制。
首先，开展地方技艺的系统化知识转化。高等职业院校与县域中职协作对地方产业技艺开展调研，对传统工艺进行流程拆解、技术分析与原理提炼，将高度经验化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教学、可传承的显性知识体系，提升技艺传承效率与产业发展稳定性。
其次，推动传统技艺的现代性融入。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技术与文化中介，引入材料科学、数字设计、品牌策划等现代知识要素，推动传统工艺实现现代化再表达，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重复生产向高溢价特色化产品转型。再者，构建情境化成长体系。整合职业院校师资、乡村能工巧匠、行业组织等多方资源，共同开发适配地方产业的模块化课程与技能等级框架，推动中高职、校企的课程衔接、评价贯通，实现从“黑板+教室”模式向“工坊+实操”的教学形态转变，形成贴合技艺习得规律、支持工匠持续成长的育人生态。
（三）“内源—标准型”产业的标准技能和短期培训的职业教育双模式
“内源—标准型”产业是深度嵌入县域本地社会网络，以服务县域需求为主的标准化生产与服务体系，涵盖了现代管理模式下的连锁零售、品牌化生活服务、规模化制造以及传统的社区商业、民生服务业等。高等职业教育服务这类产业需要依据其内部差异，构建“高素质+标准技能”的职业教育模式与灵活的短期培训互补模式。
采用科学管理模式的传统规模制造、现代连锁服务及品质化民生服务业等“内源—标准型”产业的岗位知识，可编码复制性强，生产或服务流程易于分解并转化为教学内容。该类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业人员掌握规范操作技能，具备严谨的职业素养、规范的职业行为、稳定的质量意识、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地方社群网络和文化等的理解认同。
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构建“高素质+标准技能”模式。该模式以中、高职院校协同为组织基础，通过订单培养、定向输送等长学制衔接机制，实现人才结构与县域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例如，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安踏集团合作开设的“零售经营订单班”，即为服务晋江鞋服制造与零售产业而设计的典型实践。在课程层面，院校需联合县域企业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将岗位规程与工艺流程转化为模块化、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在教学实施上，应注重情境化养成，通过植入企业真实场景、开展项目化素质实践，将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融入情境化实践学习。
与此相对，县域建筑、物流、家政、基础加工等民生基础类的“内源—标准型”产业，多具有技能门槛低、用工波动大、就业灵活性强等特征，具有保障就业、吸纳低技能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和收入补充的社会功能。相关县域企业规模有限，就业群体多以县域低学历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女性就业者、大龄再就业人员等为主，普遍面临技能基础薄弱、数字工具使用能力不足、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现实困境。
传统的县域职业教育以学历职业教育以及规模化订单培训体系为主，培养周期长、课程固化、与灵活就业场景脱节，难以有效回应这一群体的即时性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需求。针对这类民生基础产业，高等职业教育需采取以就业为导向、贴近社区、周期灵活的短期培训模式。该模式强调实用性、可及性与技能的可迁移性，旨在快速响应县域零工经济对即时上岗能力的需求。
此类实践通常由高职院校统筹，依托县域中职学校、职教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及村级公共服务平台等现有载体，以低费用、短周期、就近办班的形式，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龄再就业人员及女性群体等重点对象开展培训。例如，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在金堂县多个社区开设的家政技能快训项目，以就业导向、实用为本与技能增值为理念，依托县域中职、职教中心、社区书屋及村委等现有平台，以低费用、短周期、就近办班的培训形式，面向重点群体提供模块化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基于县域用工需求的调研，将岗位技能分解为可在数周乃至数日内掌握的独立单元，突出操作要领、情境适配与效果转化，帮助劳动者快速上岗、稳定增收，同时为有意愿和潜力的个体后续接受更系统、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奠定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基础。
（四）“外部—新兴型”产业的知识应用与问题解决式职业教育模式
面向以数字经济、平台运营、数据服务等“外部—新兴型”县域产业，高等职业教育应确立以“知识应用—问题解决”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旨在适应“外部—新兴型”产业的知识可编码性强、技术内容以智能数字化为主以及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知识输入与跨域技术融合等典型特征。该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于塑造学生的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以及在复杂现实场景中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
“知识应用—问题解决”模式以高职院校数字产业学院与职业本科教育为主要实施载体，形成分层递进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高职数字产业学院侧重于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能将成熟的产业技术方案、工艺流程或数字工具，在具体生产或服务场景中高效、规范地落地执行。高职院校通过引入真实产业项目或建立跨域校企联盟，使学生能够迅速掌握一线岗位所需的实操技能，帮助县域快速融入全国数字产业分工体系。职业本科教育以培养具备系统分析与问题解决能力的现场工程师等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这类人才掌握产业技术系统的逻辑和操作，可诊断分析生产中的系统性技术问题并设计优化方案，具备多技术领域的知识结构，能有效应对该类县域产业的复杂现场问题。职业本科院校多依托深度嵌入县域的产教融合实体平台，如共建承担技术攻关与服务的企业技术服务中心、聚焦特定工艺革新的流程优化联合实验室、针对具体企业转型需求的数字化改造项目专班等，支持将真实产业项目转化为结构化学习内容，使学生在实践中形成技术集成与系统改进的综合职业能力。这类模式的成功实践案例，如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在佛冈县建立的“京东数字商业产业学院”，以及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与乐清市建立的“数字经济产业学院”等，反映不同县域依据自身产业定位与发展阶段，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路径的差异化探索。
四、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的发展策略
（一）实现宏观政策在发展中创新
政策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支撑县域产业长远发展的倚靠。这要求宏观政策设计要遵循在发展中持续创新的动态治理逻辑，围绕政策框架的适应性构建、知识体系的开放性融合以及制度反馈优化，构建起有韧性、可迭代的政策发展机制。
在政策框架层面，应建立国家统筹、省级引导、市县共建的梯度规划与资源配置顶层机制。国家层面依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宏观战略规划，明确将服务县域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功能，将资源下沉成效纳入“双高建设计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项目考核体系，强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差异化下沉路径的战略牵引。省级政府承担核心的统筹与适配职能，依据省内的县域产业谱系、经济发展层级与人口流动趋势，制定差异化的高职资源下沉规划、专业设置指南与支持标准，在财政支持上对面向欠发达县域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项目实行倾斜性资源供给，对产业成熟或经济条件好的县域项目推行竞争性资源配置。市、县两级政府在此框架下，应被赋予实质性统筹权，协同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组织，与院校共同谋划选择专业布局与下沉模式，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
在知识融合层面，承认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推动职业教育内容体系适应性调整。通过制度安排，将地方性知识从被忽视的乡土经验提升至支撑县域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教育资源地位，将地方性知识纳入职业教育正式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牵头建立地方性特色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认证的指导性规范，明确其学分认定、质量评价与师资要求标准。同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需要借助媒体、公共话语持续构建“技艺即科学、传承即创新”的文化叙事，使职业教育内容真正扎根于县域地方性知识土壤。
在政策优化层面，构筑“讯息—试点—反馈—推广”的政策优化机制，推动地方实践向可推广制度成果转化。首先，市县层面系统收集并分析本地产业的技术瓶颈、技能缺口与知识需求，形成结构化的需求问题清单，完成讯息诊断。其次，在省级统筹下选择有条件的代表性县域与适配的高职院校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创新试验区，开展针对性政策试点。再次，建立以证据为导向的动态评价体系，改革仅重挂牌率、签约数的考核方式，构建涵盖本土就业质量、技术转化成效、产业增值贡献等发展性指标的效能评估框架，形成对试点效果的评估反馈。最后，将经过验证的成功模式、工具与路径进行标准化提炼，通过政策工具包与操作指南等形式，向条件相似的县域进行有序推广与适应性扩散。
（二）推动实现县域执行的多元协同
县域内政府、产业与社区等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其互动质量和协同效能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的配置效率与应用深度。因此，有必要构建以县级政府为系统协调者、以高等职业院校为知识转化中枢的协同治理架构。该架构将有助于实现院校与县域多元主体间持续的制度化互动与共同学习，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深度嵌入县域产业生态，达成与县域发展的动态适配与价值共创。
县级政府应定位于系统协调与平台构建者，着力营造促进多元主体互动、资源整合与知识转化的制度环境，推动形成能够自我优化、持续演进的地域性产教融合共同体。县域政府工作重心应聚焦于建立并维护一套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协同治理框架：一是搭建常态化、实质性的议事协调与行动平台，为产业、教育、社区等多元主体提供稳定的对话渠道与共商机制，降低资源协作成本；二是有效整合分散在各部门、院校、企业及社区的政策、资源与知识要素，促进其有序流动与匹配；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人才瓶颈、技术短板与知识断层，组织开展联合诊断、协同设计与合作实施，激发县域内生的长期合作动力。
高等职业院校应定位于关注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对接、转化与融合创新的枢纽。院校需与地方政府、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及关键技艺持有者共同组建服务于县域产业发展、推动知识交互与技术创新的支持团队。该团队的工作：一方面，系统采集、梳理和分析县域产业中的默会知识、工艺诀窍与生产经验等地方性知识，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工作过程分析等方法将其与现代技术规范、科学原理进行对照融合，转化成为课程开发、“活页式”县域产业教材编写、特色实训模块设计等培训内容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具体技术难题，开展小而精的“立地式”研发与技术支持，围绕县域特定产业集群的独特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知识融合与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技术服务的精准落地与价值增值。
（三）发展高等职业院校扎根县域的能力
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能力建设是其扎根县域、达成资源下沉效果的保障。这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逻辑上兼顾县域发展，探索与县域经济社会深度适配的新路径。在行动实践上，立足地方产业中的真实职业任务，深化对内隐于县域产业的地方知识体系的理解、吸纳与转化，进而驱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建设与实践基地等核心要素的适应性重构，构建支撑县域发展的内生性专业能力。
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课程与教学中的任务与行动类型优势，以形成服务县域产业的系统性教育能力。课程体系建设以县域产业的典型工作任务为依据，实现其从产业实践向教育内容的有效转化。院校需牵头组织由专业教师、县域企业技术能手、行业专家以及地方技艺传承人共同构成的课程开发团队，以常态化的产业调研，挖掘和剖析县域主导产业及特色业态中的工作内容，重点识别具有高度默会性、情境依赖性与文化根植性的实践知识。进而，将这些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符合认知规律的学习任务或项目模块，保障课程适配地方产业需求。在教学实施上遵循行动导向原则，以完整工作过程为主线组织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支持学生亲身参与从任务分析到反思评价的职业行动全过程。教学空间应基于不同的模式路径，延伸至企业车间、县域工坊、田间地头等生产一线，使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历练中，整合通用技术知识与地方性实践智慧，形成扎根乡土、适应发展的综合职业能力。
师资队伍与产教融合中间体建设应发挥连接院校与县域的纽带作用。一方面，职业院校与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并激励教师深入县域企业实践，承担技术咨询、工艺研发等实际任务，形成与县域实践融合的教学能力。同时，要建立灵活开放的聘用机制，将县域优秀企业工程师、技术能手、非遗传承人聘任为产业导师，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高等职业院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集教学、生产、研发与培训于一体的开放式产教中间体，使其成为地方产业技术技能积累、创新与扩散的公共区域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高度沉浸、学用一体的成长环境。
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战略进程中应强化支撑县域产业的技能型科研能力。这种科研能力具有立足县域真实产业场景，融入地方性知识，以解决技术应用、工艺优化与技能传承为核心任务的特征。技能型科研通过两种不同的路径发挥作用：一是以技术集成与应用为主的开发式创新，侧重将成熟技术快速适配于县域产业需求，以解决“如何用”的实践问题，具备响应快、易落地等特点；二是以技术深耕与知识生成为主的研究式创新，聚焦特定产业领域的工艺情境与技术逻辑，探索“为何如此”的原理性认知，虽然周期较长、要求更高，却能形成可积累、可转化的专有技术知识，为院校构建可持续的技术服务优势奠定基础。高等职业教育应有意识地围绕县域真实生产需求，开展技能型科研服务，依托自身专业积淀，在细分领域确立可持续的研究方向，开展以工艺改进与技术优化为核心的扎根研究，逐步构建融合地方知识的技术解决方案，达成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县域，实现与产业的协同演进。
